全公司離職率不高,為什麼這個部門卻不斷有人離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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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公司離職率低,某個部門仍可能接連有人辭職或調動。首先應看的不是全公司的平均值,而是這個部門裡「誰在什麼時候、在怎樣的工作條件下離開」。除了招募是否匹配,還要查核職責不清、工作只增不減、等待決策、相互矛盾的指示,以及員工求助後受到的對待。

例如,即使全公司年度離職率只有4%,一個小部門三年前的成員,也可能已全部辭職或調到部門之外。這並不矛盾:公司年度離職率與某一批成員三年後仍留在原部門的比例,統計對象和時間範圍都不同。

本文中的4%、三年及各類職場場景,都是用於解釋組織機制的假設或一般化範例,並非經過核實的某家企業資料或個人經歷調查報告。閱讀時,請區分研究揭示的整體關聯與本文提出的實際查核建議。

1.「公司離職率4%」與「部門原成員留存率0%」可以同時成立

假設一家公司平均在職人數為500人,一年內有20人離開公司,以這一分母計算,年度離職率就是4%。與此同時,如果某部門在一個時間點有4名成員,三年後這4人全部離開該部門,只剩後來補充的人員,那麼原來4人的部門內留存率就是0%。後一個數字不能叫作「年度離職率100%」。內部調動通常也不計入離開公司的離職人數。

人數沒有減少,經驗卻可能已經流失。比較數字前,應先統一統計期間、分母以及辭職和調動的定義。部門重組、業務結束、有計畫的輪調,以及本人希望的晉升或調動,也會造成成員更替。因此,僅憑人員更替就認定「這個職場出了問題」,同樣過於草率。

可按部門、直屬主管、僱用形式、應屆畢業生或有經驗者招募、年資、負責業務和交接負擔等面向查核。分別查看到職後3個月、6個月、1年、2年和3年的留任情況,有助於區分到職初期適應問題與熟悉業務後的離開。按年齡等進一步細分,應限於確有必要、且不會因樣本太小而識別個人的情況。

辭職、調出部門、較長期休假、長期缺勤、調動意願和諮詢件數,應分別記錄。同一個人可能先諮詢,再休假,最後辭職;把這些直接相加成一個「流失率」,就會重複計算。如果確實需要綜合指標,必須說明統計期間、統計人群、排除重複的方式和「流失」的定義。不能把諮詢本身當作員工要離職或「員工有問題」的標記。

2.為什麼不斷補人,部門積累的經驗卻越來越少

小部門接連有人離開時,日常工作、待處理事項、交接和新人訓練,很容易集中到留下的熟練員工身上。即使補齊了空缺,新人獨立承擔同樣的工作之前,仍需要支持。只看招進來多少人,就會忽略這段過渡期的負擔。

流失的不只是作業步驟,還包括過去為什麼作出某個決定、聯繫其他部門的路徑、實際截止時間、例外的處理方法、以前失敗過的做法,以及盡早識別問題事項的經驗。如果連解釋模糊指示都由一個人承擔,可能直到他離開後,大家才發現:「原來這個人本身就承擔了整套工作機制。」

例如,部門增員後多人離開,剩下的一名熟練員工負責訓練所有新人,後來他也調走。人數雖然恢復了,部門裡卻只剩到職不久的人。遇到這種循環,招募應與明確工作要求、完善記錄、重新分配負擔同步進行。不能忽視「招得到新人,卻留不住已經成長起來的人」這一現象。

3.有經驗的新進員工,也需要瞭解這家公司特有的工作規則

有工作經驗,不代表知道新公司的核准者、負責部門、例外處理規則,或口頭指示與書面文件誰優先。只說「你有經驗,應該會做」,可能等於要求員工用一般工作經驗,補齊公司尚未明確的內部規則。

至少應說明:

  • 負責哪些事項,哪些不屬於職責範圍
  • 工作目的、優先順序、完成標準和實際截止時間
  • 可以自行決定的範圍,以及需要核准的範圍
  • 提問對象、備用諮詢管道和最終決策者
  • 與其他部門的職責邊界,以及出現例外時的處理方法
  • 定期確認的機會,以及接到新工作時需要減少哪些原有任務

Bauer等人的統合分析將角色明確性、自我效能感和被周圍人接納的感受,歸納為理解新人適應的重要因素,並研究了它們與工作滿意度、組織承諾、留任意願及離職等結果的關聯。[1] 日本勞動政策研究・研修機構的調查,也考察了周圍人的支持、新進員工接納措施與有經驗的新進員工的組織適應、留任意願之間的關係。[2] 這些研究並不保證,只要引入某一項措施,就能阻止離職。

熟悉業務的核心人員更容易發現重複輸入、核准後的重做、無人負責的工作,以及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指標。如果員工離職前越來越常提出這些問題,先查核問題本身,再判斷他是不是「熟悉以後態度變差了」。有經驗的員工離開有多種原因,不能把離開的人一概視為優秀,也不能把留下的人一概視為順從。

4.是否一直靠最先發現問題的人,補齊沒有明確要求的工作

真正動手之前,也有不少工作:確認目的、尋找資料、找出相關人員、協調截止時間、判斷例外等。如果本應由管理層決定的條件仍不明確,執行者就同時承擔了實際作業和工作設計。

例如,只要求「做一份訓練材料」,卻沒有說明訓練對象、內容範圍、必備項目、資料基準日、成品形式和核准者,員工開始製作後仍會不斷確認。再疊加管理表單、招募措施、標準作業文件、活動規劃和日常諮詢,實際負擔就遠不止最終看得見的幾份材料。

責任心強的人每次都把缺口補上,可能讓工作按時完成,卻不意味著流程已經修好。如果公司因此認定「現在這套方式運轉正常」,就會繼續依賴同一個人的協調和記憶。應記錄這些補缺工作所用的時間,並明確下一次由誰決定什麼。

增加工作時,也要決定停止什麼、延後什麼、重新分給誰,以及哪些期限需要協商。調整品質或範圍時,仍須遵守法律、安全要求和必要的品質標準。如果一切都要保留,只說「想辦法提高效率」,可能只是把確定優先順序的責任重新推給了執行者。

5.「交給你負責」與「只把結果責任交給你」有什麼區別

真正的授權,不僅要說清預期成果,也要分享可用資源、自主決策範圍和需要諮詢的條件。讓執行者自己設計方法,本身並沒有問題;關鍵是根據工作性質與經驗,合理配置自主權和支持。

問題在於,主管預先固定結論,不允許異議或調整期限,卻不給必要資源和判斷標準,只把實現方法及失敗後的解釋交給員工。如果員工說明了問題,方針仍不變,之後又被另一套標準否定,員工承擔的責任就沒有相應的決定權。

面對「自己想辦法」,可以區分提出方案的責任與確定前提的責任。例如:「具體方法我可以擬方案,但希望先確認預算上限、必備條件、現有工作的優先順序,以及最終核准者。」這能把討論從單純反對,轉為明確執行所需的條件。

6.把公司活動換算成「節省多少工時」之前,先明確要測什麼

假設公司舉辦運動會或交流活動,事後要求負責人「證明這能減少多少小時的工作」。用數字評估本身沒有問題;但若活動的目的是促進交流,卻沒有依據地給它套上節省工時的數字,評估就可能變成製作便於回報的資料。

首先應確認:

  • 想解決什麼問題:增加交流、讓人更容易求助,還是改善跨部門協作
  • 出現怎樣的變化,才算更接近目標
  • 活動前後能在什麼時間、以相同條件測量哪些事項
  • 怎樣處理業務旺季、人數變化、其他改善措施等因素的影響
  • 怎樣記錄籌備、參加和調查本身所需的時間與成本

如果目的是讓跨部門諮詢更方便,可以瞭解員工對此的感受,以及實際聯絡機會是否增加。但參加者滿意,與工作時間縮短,是兩件不同的事。即使前後數字變化了,若比較條件不一致,也不能把變化全部歸因於活動。沒有合適的比較對象時,應明確說明觀察結果,以及因果推斷的局限。

合理的順序是「問題、目的、預期變化、指標、測量方法、比較」。不要倒過來,先確定「想在報告裡放的數字」,再找現有活動,最後補出讓數字成立的計算。管理者也應允許報告保留無法測量的部分和不確定的估計。

如果日常的威壓、過量工作和頻繁打斷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的問題沒有解決,單靠活動無法彌補。交流活動可以有價值,但應避免參加和籌備成為額外負擔,並與日常工作條件的改善一起考慮。

7.遇到矛盾指示,可以分四類查核

「要主動,但不許擅自決定」「不懂就問,但這種事你怎麼還不知道」「快點推進,但所有事情都要先確認」。日常語言有時把這種處境叫作「雙重束縛」(double bind),但不能僅憑這個詞作心理學診斷或法律認定。實際改進時,把問題分開更有幫助。

第一類是「角色衝突」,即同時收到無法兼容的期待。例如要求改善,卻不許偏離先例;要求協調相關人員,卻禁止向其他部門確認。不過,如果已經一致、清楚地說明「權限內自主決定,權限外先確認」,就未必存在矛盾。

第二類是「角色模糊」,即不知道工作目的、職責範圍、完成標準、優先順序或評價標準。研究長期考察角色衝突、角色模糊與工作態度、負擔等因素的關聯。[3] Tubre和Collins的統合分析發現,角色模糊與工作績效存在負相關,而角色衝突與績效的關聯很小,不能把兩者說成同樣的結果。[4]

第三類是要求很高、自主決策空間卻很小。Karasek的工作要求—決策自主權模型,是理解這種組合與心理負擔關係的一種框架。[5] 如果期限、方法和工作量都不能改變,決策者又不答覆,問題就不只是「忙」。但這個模型不能單獨用於認定某個人的疾病或離職原因。

第四類是業務回饋夾雜人格否定、侮辱或威壓。關於辱虐性監督行為的研究,考察了這類行為與工作不滿、耗竭、離職意願等的關聯。[6] 研究概念與法律上的職場騷擾認定仍是兩回事。既不能說所有嚴格批評都屬於此類行為,也不能斷言持續施壓一定產生某種結果,應查核具體行為及其背景。

8.員工開始頻繁確認,不要立即歸結為「缺乏主動性」

一個曾經主動提改善方案、提前準備材料、用VBA等工具提高效率,並把訓練整理成影片、腳本和作業手冊的人,也可能逐漸變得事事要求核准。在把這種變化歸因於本人意願之前,應先看看他過去主動行動後得到了怎樣的回應。

自行決定,被說「擅自推進」;事先提問,被要求「自己想」;協調相關人員,被說「把事情搞大」;提交材料後,又出現新條件。這樣的經歷反覆發生時,保留記錄、增加確認、把決策交回核准者,都可能有其原因。

在郵件中加入必要的相關人員、記錄已核准的內容、把職責外的請求轉回權責單位,不一定是在拒絕工作。這些時間可能是為了避免事後重做。當然,也可能存在能力或資訊不足,因此應同時聽取本人的說明,並查看真實工作流程。

改善不能只靠一句「再勇敢主動一點」。應穩定員工可以自行決定的範圍,具體回答問題;對核准後的變更,說明原因並同步調整期限。

9.如果工作一到主管那裡就停住,應測量等待決策的時間

同一名員工向制度權責單位確認事實後,工作很快就能推進;向直屬主管諮詢時,同一事項卻長時間停滯。這種差異,可以成為檢查資訊和核准路徑的線索。

但僅憑改換路徑後工作推進,不能證明主管就是唯一原因。不同路徑可能涉及不同的專業知識、事項難度、權限、待辦數量或風險查核要求。比較時,應記錄請求內容、必要資訊備齊的時間、答覆用時和退回理由。

把一項工作的時間拆成「執行者實際操作」「等待主管決策」「等待相關部門確認」,有助於避免把臨近截止時的延誤全部歸咎於一個人的工作方式。如果事項停在決策階段好幾天,最後才被要求「今天之內完成」,就應把等待時間納入期限調整。

改變事實查核對象時,也必須遵守正式核准和資訊管理規則。向權責單位確認事實,與跳過必要核准直接執行,並不是同一件事。最好預先明確正常諮詢路徑,以及遲遲得不到答覆時的替代路徑。

10.即使敢於明確反對,也未必能改變處境

另一種情況是,員工已經明確反對,也指出了具體問題,方針仍然不變,主管只要求他想出實現辦法。此時,僅用「他不敢說想說的話」解釋困境,並不充分。應查看意見究竟如何進入決策過程。

不採納反對方案,本身不一定不當。重要的是,能否說明未採納的理由、剩餘風險由誰承擔,以及落實決定需要哪些條件。如果解釋責任最後只回到執行者身上,他卻無權改變方針,負擔就仍然存在。

離職原因也不一定只有一個。家庭、職涯發展、待遇、通勤和職場經歷都可能疊加。不應因為公司記錄寫著「個人原因」,就自行認定員工另有真實想法;可以在本人願意談的範圍內,詢問工作因素。也不能僅憑表情或笑容變少,推斷其已經耗竭或想要離職。

11.不要把「好管理」誤當成「有合作精神」

傾聽與合作是工作所需的能力。但如果高評價主要取決於不拒絕模糊請求、總是表示贊同、替主管安撫情緒,員工就很難提出業務上的不同意見。應檢查是否把過多的情緒照顧責任加在某個人身上,而不是把這種期待與性別掛鉤。

熟悉工作的人開始問「目的是什麼」「這些工作能按期完成嗎」「誰來決定」,不應立即被認定為合作精神下降。有些問題,恰恰是在理解職責之後才有能力指出。

Schneider的ASA模型,通過人被組織吸引、被選擇、再離開的過程,解釋組織人員構成的形成。[7] 它不能證明某個主管只留下順從的人。不過,如果提改善意見的人反覆受到不利對待,這足以成為檢查評價和留任機制的線索,而不只是繼續調整招募。也要避免把所有留下的人都當作「沒有發現問題的人」。

12.業務諮詢是否被轉移成對人格或適任性的評判

員工提出「這條指示與之前的核准相矛盾」或「目前的人數很難趕上期限」,得到的回應卻只有「太嬌氣」「都這個年紀了」「你不適合這份工作」,原來的業務問題就沒有解決。

即使確實需要對能力或成果作回饋,也應明確指出相關行為、要求達到的標準、可以提供的支持,以及怎樣確認改善。應把這類回饋與對整個人的否定、當眾侮辱、因其諮詢而施壓區分開。

日本對職場權力騷擾的判斷包含三個要素:以優勢關係為背景,超出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的範圍,並損害工作環境。適當的工作指示和指導不屬於這一範疇;精神攻擊、過度要求等則列為典型情形。[8] 不能僅憑本文認定個別行為,也不能把日本制度直接當成其他國家的法律標準。

不要把員工不再發言視為「問題已經消失」。他可能擔心諮詢帶來不利後果,也可能只是有其他原因。需要通過安全的訪談加以核實。

13.向直屬主管以外的人求助,並不反常

如果諮詢對象掌握日常任務分配和績效評價,員工可能很難直接開口。尤其當所諮詢的內容就是這名主管的行為時,選擇人資部門、內部諮詢窗口或更高層管理者,有合理原因。

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資料要求雇主開展方針宣傳、建立諮詢體制、迅速而準確地核實事實、適當處理、預防再次發生、保護隱私,並明確告知不得因諮詢等行為而給予不利待遇。[8] 這並不是只允許員工向直屬主管反映的制度。不過,也不能保證只要使用諮詢窗口,就一定得到期望的結果,或全程完全匿名。

諮詢前,可以先確認誰會查看記錄、資訊分享到什麼範圍、調查需要說明哪些內容,以及如何實施臨時保護。如果不放心直屬回報路徑,可考慮內部規章規定的其他窗口,或當地適當的外部諮詢服務。

記錄時,應分別寫下時間、地點、實際說法和指示、前後經過、自己的應對、對工作的影響及期望的處理。身心影響也只記錄必要內容,限制查看人員。推測應明確標成推測,避免帶走無關的他人個人資訊或公司秘密。

14.通過調動保護員工,與改善原部門,是兩項不同的工作

調動可以改變接觸關係或評價者,有時能保護員工,幫助其繼續在公司工作。但應核實本人意願、新角色和條件,以及是否存在不利影響。不能認為只要調動就會恢復,也不能認定把諮詢者調走永遠是正確答案。

如果公司只完成調動,卻保留原來的職責定義、工作量和管理行為,下一名員工可能繼續承受同樣的負擔。個人保護與調查可能導致問題的條件,應同步進行。

原部門仍需查核辭職、調動、缺勤是否集中發生,指示是否頻繁變化,核准後是否反覆退回,決策等待多久,有無針對人格的評價,以及諮詢後的對待。應分別聽取雙方、核實事實,並跟進補入新人後是否重複發生。不能把提出問題的人調走,就算作「解決問題」的成績。

15.一個人離職,為什麼會增加下一輪負擔

離職留下的不只是空缺職位,還有待處理事項、諮詢、新人訓練、工作交接、過去決策的解釋,以及跨部門協調。留下的人同時承擔日常工作和新人培養,用於標準化與改善的時間就可能減少,工作也更加依賴個人。

有人得知同事正在求職,也會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選擇。Felps等人的研究考察了同事與職場的聯繫、求職行為和本人主動離職之間的關聯。[9] 所謂「離職傳染」,不意味著大家必定跟著辭職,更不意味著離職者應負責任。共同的工作條件也需要納入考慮。

Park和Shaw的統合分析發現,群體層面的離職率與組織成果整體呈負相關。[10] 但關聯強弱隨情境變化,不能據此認定所有離職都有害,或只有離職導致成果下降。重要的是減少留下者的負擔,為交接和招募後的支持投入資源,而不是限制任何人的離職自由。

16.評價主管,應看工作能否推進,而不只是看起來多忙

Lazear、Shaw和Stanton的《The Value of Bosses》使用一家企業技術服務職位的資料,研究不同主管與生產率差異的關係。研究估計,從處於後10%的主管換成前10%的主管,對應的團隊總產出差異,大於給一個9人團隊增加1名平均水平員工的效果;研究也報告,在更好主管手下工作的員工較不容易離職。[11]

這不保證任何公司更換主管都會獲得同樣效果,也不能作為對某個人的確定評價。閱讀時,應考慮研究涉及的職位、企業和測量方法。即便如此,它仍提醒我們,不應只把主管當作傳話人,而要檢查其是否為團隊推進工作創造了條件。

及時作出決定、明確優先順序、減少過量工作、劃清職責與跨部門邊界、讓員工能安全提出問題、培養接班人,都應與短期成果一起考察。只問「這個人看起來忙不忙」,衡量不了管理價值。

17.檢查部門情況,應結合五類記錄

人員流動與留任

分別記錄辭職、實際調動、調動意願、較長期休假或長期缺勤,以及不同到職批次的留存情況。按部門和主管查看時,也要區分組織重組及本人希望的調動。同時列出件數、比例、統計期間和分母,避免過度解讀小部門裡單個事件帶來的波動。

留下的工作與流失的知識

除了離職人數,還應確認訓練和交接所需時間、核心工作是否集中於少數人、補上人力需要多久,以及作業步驟和決策理由是否留有記錄。前提是,這些資料不能成為把人分成「有價值的離職者」和「其他人」的依據。

工作定義與變更

記錄負責者不明、完成標準不明、重複輸入、只有口頭指示、核准後變更,以及被其他部門退回的事項。增加工作時是否同時決定了停止、延後或重新分配,有助於判斷負擔調整是否真正發生。

作出決定所需的時間

查看從請求決策到答覆的時間、等待核准的事項數、退回理由,以及未決事項的負責人和期限。會議長度和決定數量可作為線索,但也應考慮事項難度和必要查核,避免為了增加決定數量而草率決策。

諮詢是否安全,以及改善後的變化

確認員工是否覺得提出問題不會遭受不利對待,能否就工作提出異議,能否使用直屬主管以外的管道,以及諮詢後是否出現報復或其他不利後果。諮詢量增加,既可能說明問題增加,也可能說明大家更信任窗口。零諮詢不能直接視為好結果。

這些記錄不是用於監視或尋找「罪魁禍首」的名單。應限制存取權限,只收集必要資訊,並避免從小群體的回答識別個人。如果只嚴厲考核主管的數字,也可能激勵其壓制諮詢或調動。因此,應結合數字、訪談和業務記錄判斷。

18.公司應按負擔、條件、決策、諮詢的順序改善

首先,考慮如何保護正面臨過量工作或威壓的人,並盤點正在執行的任務。新增工作時,同時決定中止、延期、重新分配、調整範圍或協商期限。如果什麼都不能減,上級就需要承擔這一判斷,並落實所需資源。

接著,用簡短書面說明明確任務條件:目的、交付物、必備與可選條件、期限、優先順序、職責範圍、執行者可自行決定的範圍、中途確認節點、最終決策者,以及例外時的責任人。不必把所有事情都寫成詳盡手冊,但不能留下「誰也不負責決定」的部分。

管理者也應有答覆期限。一般事項幾個工作日內、緊急事項幾小時內,應根據業務共同確定;同時明確無法判斷時如何通知、如何轉交代理決策者,以及等待答覆時如何調整截止日期。不能把「沒有回覆」擅自當成「已經核准」。

評價管理者時,除了短期成果,還應納入指示的一致性、工作削減、新進員工支持、交接、對部屬意見的回應和防止再次發生的措施。應保護員工的選擇和安全,避免為了提高留任率而阻礙調動或辭職。

諮詢人員的職責不是評判諮詢者的年齡、性格或是否能吃苦,而是查核時間軸、事實、工作影響、本人意願和臨時保護需求,分別訪談相關人員,並說明分享範圍和防報復措施。未經必要調查,不應先認定主管一定正確或諮詢者一定有錯。

最後,核實改善是否持續。例如,可以在3個月和6個月後複查指示變更、決策等待、工作負擔和諮詢後的對待。這只是實際可用的檢查時間範例,並非研究確定的通用週期。比起舉辦多少場活動或訓練,更重要的是日常行為是否改變。

19.個人能做的是明確工作條件,增加安全的選擇

組織結構問題,不能僅靠一個人的表達技巧或忍耐解決。在安全可行的範圍內,可以把模糊要求轉成具體問題,例如:「開始前,請先確認對象範圍、資料基準日、提交日期、必備項目和最終決策者。」

已獲核准的內容,應保留為日後可核對的記錄。例如:「我會以前次核准的內容為基礎推進。如需變更,希望確認變更點、理由和對期限的影響。」記錄不能提供絕對保護,但有助於核實雙方理解哪裡不同。

面對新增工作,可以說:「在目前的A和B之外再增加這項,會影響C的截止時間。請確認優先做哪項、延後哪項。」不必先無條件承諾「可以完成」,再把所有工作自己扛下來。

銷售電話、其他部門的包裹、負責者不明的來訪、設備諮詢、尚未整理的會議事項等,應確認接待窗口與權責單位。緊急安全問題不能放任不管,但應把當下處置與長期負責者分開。目的是避免個人出於善意接下的工作,長期變成沒有正式負責人的固定職責。

記錄事實時,應區分實際發言和指示、自己的確認和替代方案及提交內容、延誤與重做等影響、對他人意圖的推測,以及自己的感受。不要把推測寫成事實;必要材料應按規則安全保存。本文並不把秘密錄音或把內部資料帶出公司視為理所當然的手段。

比起當場爭出輸贏,有時更適合用書面明確爭議點、僅向必要人員分享資訊、使用其他諮詢管道,或考慮調動與轉職。如果擔心直接交談有危險或招致報復,應先考慮可信的諮詢窗口,而不是優先正面對抗。什麼方式安全且合適,取決於所在單位、當地制度及個人情況。

20.增加招募之前,先查核是否存在重複的循環

值得警惕的循環是:熟練員工補齊未定義的工作,公司把這種額外補償當作正常運轉,繼續增加任務;員工指出問題,條件仍不改變;確認變多,又被說成態度有問題;等人調走或辭職,再用新人填補空缺。原有條件不變,下一位員工也可能承擔同樣負擔。

但這只是需要調查驗證的假設。薪資、工作時間、業務變化、通勤、個人意願,以及主管自身的負擔或權限不足,都應一並考慮。即使多人反映相同問題,也不能跳過個別事實查核和對反證的檢驗。

招募可能必不可少,但補人不能成為唯一答案。尊重離職者的說明,讓留下的人能夠安全表達意見,並改變使工作得以完成的條件,是思考如何減少下一輪流失的起點。

結論:與其只看低離職率,更應看熟悉工作後能否繼續做下去

全公司離職率只有4%,特定部門仍可能不斷流失經驗。反過來,也不能僅憑更替頻繁,就認定主管或職場有問題。應統一期間與分母,結合人員流動、工作定義、決策等待、負擔及諮詢後的處理進行查核。

員工開始增加確認、回避自行判斷時,不要停在「主動性不足」的評價上。應具體檢查:是否自行行動會被否定,提問會被責備,核准遲遲不回覆,最後卻只要求員工承擔結果責任?查核這些條件,比猜測個人性格更有助於改善。

招進人來,與讓人熟悉工作後仍願意並能夠留下,是兩回事。需要的不是把數字做得好看,而是該決策的人及時決策,該減少的工作真正減少,求助者受到保護,同樣的問題不再一遍遍發生。

參考文獻與原始資料

[1] Bauer, T. N., Bodner, T., Erdogan, B., Truxillo, D. M., & Tucker, J. S. (2007). Newcomer adjustment during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: A meta-analytic review of antecedents, outcomes, and methods.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, 92(3), 707–721. 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7484552/

[2] 日本勞動政策研究・研修機構(2022年3月31日),勞動政策研究報告No.215《ミドルエイジ層の転職と能力開発・キャリア形成》(中年群體的轉職、能力開發與職涯發展);藤本真(2022年7月),勞動政策論壇報告《転職と能力発揮・キャリア形成~ミドルエイジ層の転職から考える~》。 https://www.jil.go.jp/institute/reports/2022/documents/0215.pdf / https://www.jil.go.jp/event/ro_forum/20220726/resume/01-kenkyu-fujimoto.pdf

[3] Jackson, S. E., & Schuler, R. S. (1985). A meta-analysis and conceptual critique of research on role ambiguity and role conflict in work settings.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, 36(1), 16–78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0749-5978(85)90020-2

[4] Tubre, T. C., & Collins, J. M. (2000). Jackson and Schuler (1985) revisited: A meta-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ole ambiguity, role conflict, and job performance. Journal of Management, 26(1), 155–169. https://doi.org/10.1177/014920630002600104

[5] Karasek, R. A. (1979). Job Demands, Job Decision Latitude, and Mental Strain: Implications for Job Redesign.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, 24(2), 285–308. https://doi.org/10.2307/2392498

[6] Bhattacharjee, A., & Sarkar, A. (2024; online first 2022). Abusive supervision: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. 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, 74, 1–34. https://pmc.ncbi.nlm.nih.gov/articles/PMC9376912/

[7] Schneider, B. (1987). The People Make the Place. Personnel Psychology, 40(3), 437–453. https://onlinelibrary.wiley.com/doi/abs/10.1111/j.1744-6570.1987.tb00609.x

[8] 日本厚生勞動省《事業主が講ずべきハラスメント対策パンフレット》及「あかるい職場応援団」網站:日本職場權力騷擾及雇主應採取的預防措施。 https://www.mhlw.go.jp/content/11900000/001338359.pdf / https://www.no-harassment.mhlw.go.jp/foundation/harassment_list/power-hara/

[9] Felps, W., Mitchell, T. R., Hekman, D. R., Lee, T. W., Holtom, B. C., & Harman, W. S. (2009). Turnover Contagion: How Coworkers' Job Embeddedness and Job Search Behaviors Influence Quitting.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, 52(3), 545–561. https://doi.org/10.5465/AMJ.2009.41331075

[10] Park, T.-Y., & Shaw, J. D. (2013). Turnover rate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: A meta-analysis.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, 98(2), 268–309. 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23244224/

[11] Lazear, E. P., Shaw, K. L., & Stanton, C. T. (2015). The Value of Bosses.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, 33(4), 823–861. NBER工作論文發表於2012年,期刊正式版本發表於2015年。 https://www.nber.org/papers/w18317

再深入一步: 聚餐和公司運動會留不住人:倦怠預警與工作設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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